第二零七章 凡尔赛和约(十三) (第1/2页)
这其实也不是个问题。对印第安人而言,地瓜烧和威士忌,只看度数。
显然,这个提议,是个双赢的提议。
金矿搭台,移民种粮换金银,金银买地入移民基金。
这里面,金银只是一种运转的“润滑油”,是运转的媒介。
那么,是不是一定非得是金银矿出金银呢?
法国人卖毛皮的金银,在把金银作为运转的“润滑剂”的情况下,和金矿出来的金银,似乎并无区别。
关键是,“龙虎将军”手里有了粮食,也就可以更好地为大顺,守住边境。
至于说是不是有可能喂饱了、喂肥了,最后养虎为患?
只要不刻舟求剑,便可知道显然不可能。
十三州可比现在的西海岸富庶,而且十三州可不买人参,抢也不可能来抢大顺的西海岸。再说了,法国脑子抽了,撅大顺,就欧洲碎成一地的情况,上哪还搞不出个欧洲打手去撅法国?
这帮子“龙虎将军”在这边又不缺盟友人口,也不缺老林子里的“生女真”,也不缺贸易的大笔财富,就是缺粮食,组织不了多少半脱产军队。
维伦德里没想到,在大顺这边的人眼里,是把他看成羁縻戍边版的“建州三卫”的。只不过这个提议,和大顺这帮子年轻人把他们看成啥不重要,重要的是确实有效。
“你们的建议,非常值得考虑。我个人肯定是支持的,并且我想,大部分新法兰西的和我从事类似业务的人,也肯定是支持的。”
“是的,只需要在你们的港口结算的时候,使用汇票记账结算即可,完全避免了麻烦的贸易。你们只要在拿到账单后,将粮食和酒类,沿河运送下来即可。”
“至于边界问题,那也并不是问题,我们对于西海岸并无野心。尤其是在你们帮助我们夺回了哈德逊湾和圣劳伦斯河口后,夕阳海对于法国已经毫无吸引力了。”
“当然,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不过,我想我可以利用关系,和新法兰西的毛皮人参商人们,联络一下。”
“这样吧,你们跟我一起去下游的河口。在那里,有我的很多朋友,都会来参与这场对约克堡的围攻。而在那里,也方便将你们送到你们的军官和外交官那。”
这也正合大顺探险队年轻人的意。
既是可以跟人前往海湾,也可以在大顺的欧洲驻军和官僚团那“脱颖而出”。
几个人答应下来,几天后,便跟着维伦德里的独木舟队伍,和他组织的印第安人武装,顺流而下。
围攻约克堡的过程,无惊无险。
本来就不是个太大的城堡。
大顺和法国的海军又拿到了制海权。
这个破堡垒还修在冻土层上,这年月的建造技术,在半永久冻土层上修堡垒,要是二十年不塌,那得是天才级别的设计师。
约克堡被攻克后,这几个在大顺内部籍籍无名的小人物,和法国在这边的实权派们都见了见面。
说是实权派,其实也就是当地“土豪”、“豪强”。
共同特征是,没有法兰西贵族身份,但是拥有国王圣路易斯十字章这种法国第一种可以向非贵族颁发的勋章,实际上也算是国王私属骑士团成员。
都是搞毛皮、人参、珍珠等贸易的。
几家基本上算是蒙特利尔的首富阶层。
对这边的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原住民关系,都很清楚。
也基本上都是历史上那次英国的“意外沉船”是故中被送走的那批人。
法国在大湖区的八个卫所,基本都被这些人控制。而这些人彼此之间或有姻亲、或是朋友、或是原本的上下级。
简单来说,在这边打仗,只靠法国正规军,法国在这里打不了仗。
而以维伦德里为首的本地豪强,基本上控制着加拿大的民兵、团练、藩属兵。
所以,也就理所当然会出现他们和法国本土派来的总督之间的一些小摩擦。
简单来说,总督要是个清廉的,那么一切都好。
送礼肯定是要送的,就北美的情况,若只是收送礼、炭敬、冰敬、年节礼的,那就算是清廉的。
只要总督不清廉,那么放着这么大的人参貂皮贸易,肯定眼红。到时候,总督稍微动动手指,就可以直接从这个贸易里弄钱,这可比收点炭敬年节礼什么的赚得多。
这很正常,不会因为大顺大明这边这样,法国人就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就没有这事。
50年,扬基耶尔侯爵当总督的时候,这边的豪强就很不满意。
就因为扬基耶尔侯爵不满足于收点炭敬年节礼,而是准备直接插手毛皮贸易安插自己人。
辩证地看,这倒也可以算是好事。
伴随着人参貂皮等贸易的发展、以及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解散,再加上法国严重的债务问题,有消息说法国准备组建新法兰西毛皮人参东珠专营公司。
经历过总督老是想要直接插手毛皮贸易的这些本土豪强,对此也算是支持的,只要股权合理。
之前这些豪强们就想过要合作成立专营公司。
但一方面,乌得勒支条约中,哈德逊湾重要的毛皮港被割让,使得这些豪强也只能把很多毛皮卖给英国人。
另一方面,就是之前东印度公司存在,人参贸易兴盛后,东印度公司手里实际上垄断着对华的人参貂皮贸易,是以极力阻止新法兰西毛皮人参专营公司的成立。
大顺参战,不只是让英国东印度公司破产了,更是让杜普来克斯经营了许多年的法兰西东印度公司也一并完犊子了。
资本又不是铁板一块,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倒掉,为新法兰西毛皮人参专营公司的成立扫清了障碍。
大顺要在荷兰开口岸,做欧洲东西方贸易的总窗口,也使得实际上帮着法国解决了一个“争论”。
历史上,七年战争后,法国在经济政策上极为激进,表现为“是否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是否法兰西人民都可以自由贸易前往东方”,这个激进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法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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