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三章 多歧路，今安在（二） (第2/2页)
　　
　　因为对刘钰一贯一之的政策，他既支持、又反对；既兴奋、又痛苦；既赞许、又批判。
　　
　　他传承自旧时代的信仰，已经崩溃；可新时代的信仰，还不成体系。
　　
　　他说反对刘钰的弱水之桥的想法。
　　
　　但却在学派正式决定去河南等真正典型地区尝试乡约村社建设的时候，他选择了逃避，去檀香山。
　　
　　于是，就如现在。
　　
　　当权哲身告诉他，刘钰决定传授权哲身富国富民之道的时候。
　　
　　他内心想的，是兴国公行事，必然有诈，不知道又挖了一个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几乎同时，内心又想，兴国公行事，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难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乱大难，我自东渡万里，眼不见，则不知，便不存在。
　　
　　他没有惆怅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内心在假装这是大汉永平十六年的洛阳街头，假装自己是即将踏上西域的年轻的班仲升。
　　
　　所以高谈阔论，壮怀激烈，指点江山，激昂文字。
　　
　　不断笑着回应着权哲身的疑惑，用这种远赴万里行大功的激昂壮怀，评价着权哲身从刘钰那听到的“兴工商”的理念。
　　
　　作为一个亲眼目睹了从废运河、毁盐业、扬州风流只残垣、十万闲民徙远疆的全过程的儒生。
　　
　　其实不该用这种激昂壮烈、品评道器的语气，来评价“兴工商”这三个字。
　　
　　但他还是用这种仿佛无意识的意识，看好朝鲜国若发展工商业的前景。
　　
　　至于发展什么，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发展工商业的第一步，就是刘钰用事实、或者说用装满南洋米、虾夷麦的大船，鼓吹粮食够吃社会分工论。
　　
　　当同样的鼓吹再次出现的时候，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甚至于，他还主动帮着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税收催动货币白银化，或者货币大顺化。
　　
　　告诉权哲身，或许，货币取代过去的实物，是一种必然，不要徒劳地在这件事上选择复古。
　　
　　唯独坚持的一点，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并且不是桥而是彼岸，因为他隐约知道，这是儒家体系的基石。
　　
　　或许，以松苏为中心联络的南洋关东，已然成为了新天下的某种模板。
　　
　　只是，将来，天下或许还在。
　　
　　但却或许不再是那个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权哲身其实自己已经动摇了。
　　
　　大顺太大了。
　　
　　相对于东北的藩属，即便淮南苏北的盐改垦地，也一样很大、非常大。
　　
　　权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担忧，也不可能理解他们学派认为江苏模式不可能推行于天下的理由。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广阔的大顺帝国里，江苏省和甘肃省的区别，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动辄百万流民起义的场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学习汉文，自小读书，看过史书中许多流民起义的故事，但却终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简单至极的文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动摇的他，心里想着的，便是江苏一地可以兴工商而富，似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后果。
　　
　　如果真的粮食足够，或许未必非要行复古之策。
　　
　　至于松苏到底是什么模样，或许真的只有自己亲身去了南洋，才会明白。
　　
　　当然这只是或许。
　　
　　也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刘钰将他们比作更像锡兰国是一种侮辱，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华，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这些天真正见识到了真实的大顺之后，明白大顺的土地私有制、雇工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也明白，似乎确实和大顺并不像。
　　
　　一点都不像。
　　
　　是像现在活生生的中华？
　　
　　还是去像书册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门阀的中华？
　　
　　这并不是个难以抉择的难题。
　　
　　当大顺的海军驻扎到了釜山，切断了朝鲜国和日本国之间的二道贩子丝绸贸易之后，小中华这个概念，已无意义。
　　
　　小中华这个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华没有军舰常驻对马的时候，才有存在的价值。
　　
　　而现在，中华天子的军舰已经常驻釜山、对马，对日本的标榜已然毫无价值。
　　
　　因为对中华这个概念有最终解释权的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当军舰穿行于对马的时候，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这群人之一，如同刘钰，便可以笑着告诉他：不，你们不像，像不像我还不知道吗？你们更像锡兰。
　　
　　权哲身并不能理解，天朝广阔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后江苏的模样和别处的不同，比朝鲜国和锡兰国的差别更大。
　　
　　所以，他觉得自己看到了未来的模样。或者说，小中华应该有的模样。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源于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的震撼。
　　
　　而是源于他看到这一路，有农民拿着自己的地契去借贷、看到农民在售卖自己的粮食准备交税、看到江苏的徭役制取消而用的几十万闲民、看到那些不是隶属某人奴婢的自由的雇工在棉田劳作。
　　
　　在他来之前，朝鲜国的土地交易，仍旧是不合法的。
　　
　　富庶与否，区别只是单纯的穷与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这才是中华与否。
　　
　　即便权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这些东西才是区别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华”的幻境之中，当真正悄悄来到中华的时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灭。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顺得国又非夷狄，朝鲜国的儒生没有属于自己的包袱，所以丢弃起来其实比大顺这边的儒生更快。
　　
　　因为在江苏，尤其是已经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转型期已经过去的江苏，他觉得，老师的担忧，好像有点过于杞人忧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并无问题，老师所担忧的一切，都已经在松苏上演，并无问题。
　　
　　或者，即便有问题，好像也不是不能解决。
　　
　　看起来，松苏的转型就很“简单”，也就五六年的事。
　　
　　实际上，他是大错特错。
　　
　　松苏转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远了说，当长江突破山峦，冲出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贯通从湖北到松苏水道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中点说，当黄道婆从遥远的海南带回了棉花纺织技术、当大明征收折色本色促进了纺织业交换发展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往近点说，当大顺开始兴造舰队，夺取南洋，彻底不用担心西洋军舰直插镇江截断漕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基础了。
　　
　　看着转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几年的事。
　　
　　实则哪有那么简单？
　　
　　要真是这么简单，孟松麓所处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们并不反对江苏此时的富庶与成绩。
　　
　　但很清楚转型的痛苦，以及别处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完成这样的转型。
　　
　　这些最关键的东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没说。
　　
　　最多只是说了句均田仍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说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这件事本身，而是在争论这是弱水之桥、还是圣道彼岸，这种纯粹理论性的东西。
　　
　　孟松麓知道却不说，这是耐人寻味的选择。
　　
　　可以说，是因为权哲身不知道，也没问，所以孟松麓不说。
　　
　　也可以说，是孟松麓知道刘钰开始鼓吹粮食够吃论之后，意味着什么，但他不想说，压根不想告诉眼前的人。
　　
　　至于，是觉得江苏的路是对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价？
　　
　　还是说，因为他并不觉得过程是对的，但觉得这样有利于大顺，于是压根避而不谈，不问不答，隐约觉得这种霸术的对外扩张模式可以接受？
　　
　　毕竟，细究起来，孟松麓知道，权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么，那么就不会问。
　　
　　于是两个同是实学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别之际，各怀心思。
　　
　　高谈阔论，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种说话方式。
　　
　　高到讨论均田这个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桥，还是岸。
　　
　　却决口不提怎么均、不均的后果、以及均的困难。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实的东西，但他此时选择不说。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选择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