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三九章 新危机（上） (第1/2页)
这种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若是说出来，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
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
东方西方一起亮，殖民地就这么大，世界市场就这么大。
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巨量的生产力激增，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大家卷起来。
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是可以爆发的。
而于大顺，只能说，萌芽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成事，该怎么办。
他们想成事，只能宁可少赚钱、加成本，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不能盯着国内。
工业化的痛，是在外货冲击下，地主都要活不下去、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
痛不欲生的那种痛。
但有句话讲，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小农佃户，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
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
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
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
他们心里没数，刘钰就得约束他们，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就这小身板，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全挂路灯了。
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
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
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不是圈地，两目的：一是养羊，搓羊毛；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大顺圈地的目的，也不是圈地，而是种棉花，搓棉花。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最好是没有，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否则割耳朵，不准琢磨着当农民、掘地垦耕；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还有这样的好事？
棉花这玩意，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所谓“无盐不见棉”。
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水运海运都发达，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
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都步履维艰，要非有此国运，怕也极难。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悬于一线。
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刘钰看看林敏，心道昨日的同路人，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
前一秒还是同路人，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
…………
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倒是基本很安静。
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
弹劾总得有。
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
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
不管怎么说，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
只是，既沦为了日常，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
反倒是，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在改元之后，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
永嘉、永康学问，产生于特殊年代，是有点霸道的学问，是试图发展工商业、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
换言之，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
但是，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军改之后，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
这本身也不难。
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可以说，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
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凭着自身体量，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欧洲压路机的身板。
大顺的体量，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所谓“奢侈的盛世的绝望”，对儒生来说，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
对刘钰来说，不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既无希望，也就不存在绝望。
但对儒学来说，这个问题很严峻。
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是血缘，是家庭，是国家，是社稷，是天下。
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
国家、社稷、天下，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
儒学，是普遍的、世界性的、万世的，或者说，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
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天下，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
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
国家、社稷、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
世界、地球，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
大顺改元惟新，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这一次改元，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
面对着欧洲的发展、交流的增加、宗教的入侵等等，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因着基础的改变，意义也就不同了。
满清禁教，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
大顺禁教，是打开门，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
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
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
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诸侯会盟”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我就坐在那。
因为有油画。
这种类似的区别，引申到大顺改元，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就非常严峻了。
儒学，是万世的、普遍的、世界适用的？
儒学，是地方性的、中华文化圈适用的、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
儒学，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特殊社会的知识？
儒学，是世界性的、普遍适用的、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
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也就明白什么叫“盛世下的绝望”了。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
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两淮盐改、苏北垦荒这些事，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
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
虽然好像听起来，感觉又成了空谈、扯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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