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二九章 荷兰人也会以史为鉴 (第1/2页)
心中存着一丝这样的担心，也是因为他亲眼见到了朝廷精心挑选出的强壮士兵，这给他带来的压迫实在是大。
只是，这种担心似乎又是毫无意义的。
他只是知道大顺有能力对东南亚做出威胁，威胁公司的统治，但是具体会不会做，那就不是他能知道的了。
而以他对公司制度的了解，公司也不会多派士兵来这里。
一方面，这是地方和中央的博弈。
十七人委员会已经对走私、带私货、受贿成风的巴达维亚相当不满，这时候再要求增兵、增加费用支出，十七人委员会反倒会觉得他这个总督是要借此机会扩大巴达维亚的势力。
再说，整个东南亚兵力严重不足，可能会诱使大顺的南下进攻。
但是，如果增加了兵力，导致大顺看到兵力增加后，认为难度太大而不进攻了呢？
就像是一个医生，看出来一个人会因为吃鱼得病。只要不吃鱼就不会得病。这个人听话了，不吃鱼，于是身体健康。
那么，到底是因为不吃鱼所以没有病了？
还是因为本身就没有病而是医生胡说呢？
增兵是要花钱的，股份制公司的制度，决定了这个增兵的想法是不可能在董事会通过的，尤其是大顺并没有流露出南下的想法时，会认为这是没必要的支出。
这一点，瓦尔克尼尔再清楚不过了。
欧洲有一个简短的笑话：法国人的谦逊、德国人的变通、英国人的同盟、荷兰人的慷慨……
其余不论，单就“慷慨”这一点，可谓是鞭辟入里。
原本历史上，第四次英荷战争开打，荷兰明知道英国会劫船，为了省钱也为了防止被劫船，只挂了普鲁士国旗，却不肯花钱雇几名普鲁士船长，因为普鲁士船长“坐地起价”，要求分红而不只是拿薪水。
结果三艘满载茶叶和瓷器的挂着普鲁士旗的荷兰船被英国人俘获，船上的货，足够雇佣百八十个普鲁士船长。
而瓦尔克尼尔知道的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也是如此。
一百二十年前，平山常陈事件，西葡合并、传教士经马尼拉、澳门潜入日本中途被荷兰抓获，这么好的一举干掉葡萄牙对日贸易的机会，松浦隆信几乎已经明示荷兰人长崎奉行长谷川藤正收西班牙钱了。
但荷兰人仍旧舍不得给长谷川藤正一点贿赂，因为他们当时的贸易点在平户，不在长崎，觉得给钱贿赂不合算，没有长久回报。最终长谷川藤正收了西葡两国的钱，出面略加手段，准备把审判地从平户挪到江户，以隔绝英荷两国的影响。要不是关键时刻有人跳反举报作证，差一点就功亏一篑。
再比如天启年间在福建行贿，非要逼着受贿的官员写欠条。这倒也能理解，方便报账，毕竟是公款，但问题是求官员办事，事没办成，居然拿着欠条去讨债要钱！自此之后，闽粤海边官员的潜规则就是不收荷兰人的钱，事也别想办，卡不死你，老子走南闯北当了这么多年官，就没听说过收钱办事办不成还往回要的，这个潜规则一直持续到大顺这边允许荷兰上岸贸易。
商人的眼界总是短一些，或者这也是股份制公司的弊端，必须要盈利，付出必须要有回报、能省钱就要省钱，否则对股东没法交代。
靠着贸易先走一步的荷兰，虽有过海上马车夫的黄金世纪，可也仅限于此了，终究缺乏大的战略眼光，行贿都抠抠索索的人是没大出息的——要么做个正直的人不行贿，要么行贿的时候别老琢磨着办不成事还把钱要回来。
现在不是行贿的问题，而是十七人委员会是否会为了“治不病之病”，往巴达维亚增兵、增军舰，就因为大顺可能会打东南亚、但也只是可能而已？
不一样，但本质都是花钱、办事。问题是行贿去办事，办不成还能去要债；可增兵之后，并无事发生，这钱从哪要回来？找提意见的瓦尔克尼尔要吗？
而且这个建议本身，也是出力不讨好。
增兵，导致大顺不出兵，那么他这个总督也就当到头了。股东们会斥责他“花费了股东们的金钱去加强巴达维亚的地方力量、而对整个公司的盈利毫无价值”。
这已经不是那个一百多年前锐气进取、虽然有点抠门、但却披荆斩棘无所畏惧的东印度公司了。而是一个无数股东盯着分红、任何政策都可能影响股东不满的腐朽的东印度公司。
况且，这种危险只是一个可能，而且可能性现在看来很小。
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担忧，与使者说了出来，询问大顺这边是否有什么可能的动向。
那个一路从京城回来的人告诉总督，这一点完全不用担心。
“总督大人，实际上中国朝廷里大部分官员都没有扩张的欲望。而作为支持扩张的领袖人物，中国的前海军大臣刘钰，已经失宠了。”
“失宠？你不是说他获封为侯爵了吗？”瓦尔克尼尔有些不信，之前的交流中他就很在意那个狂热的“爱国者”，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尤其是听到从伯爵升为侯爵后，这种不踏实更甚。
然而那个使者笑了笑道：“您一定听说过法国铁面人在被抓之前，明升暗降的故事。”
法国铁面人的传说很多，到底是谁，众说纷纭。但荷兰人相信的版本，是法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尼古拉斯·富凯。
因为，顶替富凯的，是科尔贝尔，这个人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和海军政策、对荷压迫、对荷高关税、标准化手工业思路、以及一些列天才般的海军制度建设，导致荷兰人在战场上自己掘开大堤才保住了阿姆斯特丹、在贸易上彻底退出了法国市场、更是众所周知的荷兰黄金时代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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