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三章 等死吧，没救了 (第1/2页)
　　
　　这些心思当然也不能和刘钰说，李淦心中天朝的边界，是马六甲。
　　
　　在那里关上门，刘钰当初的恐怖预言，也就不会成为现实了。
　　
　　在那之前，也正好需要一个被信任后、权责看似极多的枢密院，来制定周密的计划。
　　
　　如今正要尝试让枢密院做战略指导，李淦便让刘钰拟定一份名单。
　　
　　一部分是在威海辅佐李欗的，一部分是调入枢密院的参谋，另一部分便是主管此次后勤辎重的，先把这几个部门搭建起来，待战后再进行修补。
　　
　　这一点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海运后勤，懂行的、提前计划过的、能和海商们直接沟通的，也只能从海军里找人。
　　
　　找个不懂行的，去瞎指挥，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海运比之陆上运输简单的多，征准部后勤操办需要勋贵大将主持，征倭这种后勤量和海军自有的体系，也根本不需要一个级别这么高的坐镇。
　　
　　很快，刘钰草拟了一份名单。
　　
　　枢密院也在这一场征倭之战中，签发了第一道命令，印上了枢密院的公章，命令名单上的人星夜来京。
　　
　　第二道命令，则不是枢密院能下的，而是需要皇帝拟圣旨，命令李欗暂掌海军事。
　　
　　海军很特殊，之前为了效率，都是刘钰一手操办的，所以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六政府管不到、天佑殿管不到、海军更不是枢密院的直属下级，自也管不到。
　　
　　唯独能管到的，也就是皇帝的圣旨。
　　
　　皇帝心里也清楚，海军肯定会有疑惑，若是刘钰执掌这么久，从零建起，忽然换将军中连点疑惑都没有，皇帝反而要怀疑刘钰是不是故意作伪。
　　
　　毫无声息，更加可怕，那得对海军掌控到了何等程度？
　　
　　所以也让刘钰写了几封信，说明情况，告诫海军要遵守命令。
　　
　　只不过，皇帝的圣旨要先到，刘钰的信要随后到。
　　
　　皇帝还是要看看海军的疑惑不解和质疑能到什么程度。
　　
　　几番操作下来，皇帝笑道：“朕算是第一次打这么轻快的仗。无需事事巨细，也无需什么都操心。枢密院日后运作起来，就当如此才是。”
　　
　　随后皇帝又问了一个似乎很奇怪的问题。
　　
　　“刘爱卿，以你之见，两万大军集结天津，若松江、广东有变故，二十日内可到乎？”
　　
　　“回陛下，若风向正对，二十日多了。后勤补给，以京城仓米，亦无问题。”
　　
　　皇帝点点头，只觉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一次彻底落了地。
　　
　　南方稳固，则天下安定，财米银钱稳得住，朝廷就不会垮。
　　
　　只要海军还捏在手里，江南就像是山东、广东就像是河南，再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
　　
　　若有民变，正可迅速扑灭。
　　
　　皇帝又把目光投向了卢挚垒，笑问道：“卢爱卿，这征倭一事，是不是看起来像是市井里羽扇轻摇、强敌灰飞烟灭？你有何感触？”
　　
　　从始至终，卢挚垒都没提出过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是他没有谋略，而是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但听完了整个伐倭之战的谋划，他心里还是翻腾起来了滔天巨浪。
　　
　　此时此刻，他想到的，正是许多年前刘钰吓唬皇帝的那番话。
　　
　　倭国如此，如果有外敌效仿，对大顺用呢？
　　
　　皇帝之所以要力排众议、大建海军，难道当初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不过他毕竟不是当初年轻的刘钰，说话是有技巧的，临皇帝一问，他便道：“陛下，臣以为，必先施仁而可成王霸。若倭国施以仁政，百姓爱戴，纵鹰娑伯有计，千余军马，只怕也是无用。”
　　
　　“是故倭国之鉴，有内有外。”
　　
　　“其外者，建海军、改陆军，此末也。”
　　
　　“其内者，当兴仁政、爱百姓，此本也。”
　　
　　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废话，实际上和刘钰当初吓唬皇帝的话是一个意思。
　　
　　只是用了不同的方向。
　　
　　他没直接说万一有人自海上来，有外部势力稍加仁政收民心，里应外合之类；亦或是本土的有心之人起事，借助外部势力的帮助。
　　
　　而是绕了个圈子。
　　
　　事儿是一个事儿，可在卢挚垒的嘴里说出，可比刘钰当初说的要文雅的多，也好听的多，味儿完全变了。
　　
　　皇帝不会觉得卢挚垒迂腐，而是也听懂了卢挚垒的弦外之音，侧眼看了看刘钰，又看看卢挚垒，不由自主地苦笑了一声。
　　
　　在他看来，刘钰就是个标准的绝望派。
　　
　　当初那番话的出发点，是说：没救了，续一年是一年，土地兼并这胎里的病，从秦汉到现在，哪个皇帝也治不好，大顺也不多个啥，再说当年保天下口号一喊，妥协太多，病根更深。
　　
　　既是没救了，那就不如造海军，多续一年是一年，也免得将来被夷狄打败，大顺脑袋上扣个堪比靖康的大帽子。
　　
　　你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只要青史留名，莫留个“顺亡于泰兴”的评价就好。
　　
　　但卢挚垒，则代表了朝中的另一派，充满希望。
　　
　　只要能兴仁政，很多事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把内因解决了，外部的袭扰都不是问题。只要能把内部治理好了，以大顺的体量，夷狄根本没戏。大顺如果每个皇帝都兴仁政，是可以江山万代的。
　　
　　这种心态的不同，李淦可以感觉到。
　　
　　在刘钰看来，大顺就是个到处漏水的船，只能修修补补，晚一点沉。
　　
　　在卢挚垒看来，大顺就是一艘正常的船，只要船长不胡乱开撞上礁石，这船一万年也沉不了，要是沉了，那就是船长不兴仁政胡乱开船。
　　
　　于皇权和勋贵的角度来看，皇帝觉得刘钰过于悲观。
　　
　　尤其是这些年就没提出过什么关于内政的意见，要说他不懂，皇帝觉不相信。
　　
　　就文登改革、土佐仁政这两事就能看出来，这人绝对懂。
　　
　　可是懂，又半句不提，好容易提个漕运改海运的建议，那也是随后就装傻，再不提了，显然是内心觉得没意义，办不成。
　　
　　至少皇帝是这么想的，皇帝也是真的没想到刘钰心狠到“君子远庖厨也”，在这等着运河黄淮出大灾彻底断了运河河道，再去解决。
　　
　　在皇帝看来，刘钰的解决方案就是对外扩张。
　　
　　让人口去蒙古垦荒、去伊犁种麦、往东北鲸海使劲儿移民、打下南洋让穷的活不下去的有条下南洋的路。
　　
　　大顺早晚是死，但可以晚一点死。但就算死，也要肉烂在锅里。
　　
　　这话刘钰从未明说过，也不可能有胆子明说，可皇帝却从刘钰这些年的作为感觉出来，朝中最有闯劲儿、最朝气蓬勃的那个，实际上才是朝中最绝望的那个。
　　
　　皇帝也知道，刘钰这一套治标不治本，可相对于朝中和一些大儒们的想法，这似乎又是个唯一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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